根据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，“2+26”城市的大气污染专项督查将多措并举强化冬季大气污染防治，全面降低区域污染排放负荷，主要涉及到16个行业，且针对不同的行业，污染治理任务也不尽相同。

　　《方案》强调，工业企业采暖季错峰生产。水泥、铸造行业全面错峰生产，除承担民生任务的，采暖季全部错峰生产;重点城市加大钢铁企业限产力度，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50%。电解铝、化工类企业生产调控，电解铝厂、氧化铝厂限产30%，炭素企业不达标的全部停产、达标的限产50%，医药、农药企业VOCs原则上停产。

　　15年7月，中央深改组第14次会议审议通过《环境保护督察方案(试行)》，明确建立环保督察机制，《方案》属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“1+N”系列文件之一。中央环保督察组借鉴反腐领域的中央巡视组思路，代表的是党中央与国务院，其组长、副组长由国务院确定，督察流程包含督察准备、督察进驻、形成督察报告、督查反馈、移交移送问题及线索、整改落实等六个环节。15年底至16年2月环保督察率先在河北单独展开，16年7月19日，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全面启动。到今年7月底，第三轮也已进入督察反馈阶段，而第四批已在8月中旬完成督察入驻。

　　与以往的环保督查相比，中央环保督察存在三方面不同。一是级别更高，代表的是党中央与国务院，而以往环保督查代表的是环保部。二是范围更广，31个省份全面覆盖。三是力度更大，从第三轮督察反馈看，问责、约谈、拘留人数均较前两轮显著上升。第四轮环保督察已于8月中旬启动，并在8月24日基本完成第一阶段省级层面督察任务，进入下沉地市阶段。而仅第一阶段已立案处罚2115家，问责1797人。

　　对环保的重视源于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。以大气污染为例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，2015年美国、英国和日本这三个主要发达国家PM2.5年平均浓度分别为8.44微克/立方米、12.41微克/立方米和13.33微克/立方米，而中国PM2.5年平均浓度为58.38微克/立方米，约是美国的7倍，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.33倍。

　　在温室气体排放上，早在2005年，我国便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占比最高的国家，而过去十几年间，CO2排放量占比仍在不断上升，12年已高达24%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的比重则持续下降至12%，日本、英国均在3%左右。较高的温室气体排放严重影响到生态环境。经过过去几年的植树造林，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已达到22%，但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8个百分点。而美英普遍在30%以上，而我们的东亚邻居日本则高达68%。

　　而我国大气污染的产生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密不可分。从74城PM2.5月平均浓度和制造业生产PMI关系来看，两者显著正相关，且PMI生产略领先于PM2.5，而16年以来，两者变化的同步性更为明显。

　　从构成看，火电、钢铁、水泥、有色和化工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行业。这些行业约占15年工业废气排放的85%。化工、造纸、纺织、煤炭、农产品加工、钢铁和火电是造成水污染的主要行业，这些行业约占15年工业废水排放的63%。

　　而造成土壤污染的固体废物上，钢铁、火电、煤炭、有色和化工行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占比约为88%，集中了大部分的工业固体废物。化工、有色、水泥和造纸行业则产生了约67%的危险废物。

　　环境恶化源于过去经济依靠工业投资驱动。过去中国经济主要以工业投资驱动，钢铁、水泥等行业是重要抓手，而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产品产量增速和GDP累计增速几乎保持同步变化。而以这些行业推动经济增长的代价就是环境的持续恶化。主席早在05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提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，新常态经济下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，因此环保限产势在必行。

　　“从工业到服务业，西安角钢从排污到治污”早有先例。回顾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历程，先后经历了公害治理、环境保护、发展循环经济等三个阶段。英美日等国普遍在工业化率即将见顶时集中爆发环境公害事件，而环境污染的治理则依赖于经济结构调整，污染物的排放量伴随工业化率的下降而下降。

　　以美国和日本为例。美国工业化率在50年代见顶，而40年代后期，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多诺拉烟雾事件相继爆发。日本工业化率则在70年前后见顶，而67、68年间日本先后爆发四日市哮喘病事件、水俣病事件、富山痛痛病事件以及爱知米糠油事件。美国、日本均在70年代开始全面治理环境污染。1970年美国通过《清洁空气法》，同年成立国家环境保护局，而1971年日本成立环保厅。随着污染治理力度升级，美日污染物排放量及浓度逐年下滑，而工业化率也见顶回落。

　　钢铁、水泥、煤炭和有色等行业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元凶。环保限产所针对的也主要是这些污染较重的行业，不难发现，这些行业本身也是产能过剩的行业。因此，环保限产具有“一石二鸟”之效——既能治理污染，又能约束产能、改善供需关系。

　　从美国、日本经验看，环保是压垮“工业化”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，环境公害事件普遍爆发于工业化见顶前夕，而全面治理环境污染意味着工业将不得不“做减法”。中国工业化率在06年见顶，过去十年间逐年下滑，而环保政策姗姗来迟，近几年来力度渐增。